三彩三足盤(唐)。

　　蓮花，以其獨特的氣質和深厚的文化內涵，令古人癡迷，他們將蓮花提煉凝聚在纖細且曲折迂回的紋路里，并配以美好吉祥的寓意，賦予珍愛之物上欣賞、傳世。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燦爛的一頁，文化的繁榮發展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獨具魅力，開放包容的文化氣魄呈現出多元、交融、創新。今天，筆者從西安臨潼華清宮與慶山寺出土文物上的蓮花紋飾管中窺豹，探尋千年的東方浪漫文化。

唐代建筑中的蓮花紋飾

　　慶山寺博物館，第一個展柜內展示的文物便是七蕊十二瓣蓮花方磚、九蕊十二瓣蓮花方磚，方磚在古代宮殿、寺廟和貴族宅邸等建筑中用于鋪設地面或裝飾墻壁，唐華清宮遺址同樣出土了大量刻有紋飾的方磚以及柱礎、瓦當等建筑材料，其中蓮花紋飾材料居多，蓮花紋在唐代建筑中備受青睞，或因蓮花生于水中賦有“辟火”的寓意。

　　正因如此，于以木結構建筑為主的古人觀念中，具有水相特性的蓮花，就是能夠制服火妖、避免火災的神奇法寶。

　　不僅如此，蓮花紋能在皇家以及達官貴人階層的建筑中盛行，也與建筑構造、紋飾和階層等級地位的象征有關，《大唐六典·將作都水監》記載：“凡宮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天子宮殿，皆施重拱藻井……而庶人所造堂舍……仍不得擅自施予裝飾。”從唐昭應縣城和華清宮出土文物中便能得到相應作證，唐昭應縣城出土建筑材料大都為條磚、板瓦、筒瓦，表面素面或繩紋。而華清宮內帝王御用的湯池遺址內，磚、瓦、柱礎多有蓮花紋裝飾，且紋飾造型多樣、雕刻細膩、生動傳神。

　　此外，即便是同處唐代的同一器物，在不同時期，蓮花紋飾又都各有特色，以蓮花瓦當為例。武周時期，蓮花紋樣以單瓣為主、雙瓣次之，花瓣大而長，花蕊為單蕊或無蕊，花瓣外圈邊寬較窄，大多無弦線，花多留空地，紋樣簡潔大方。

　　至玄宗時，單瓣蓮花紋的花瓣鼓凸，花瓣外圈外飾細線，雙瓣蓮花紋的花瓣擁擠、狹長，花瓣大多外環細線，個別一側飾乳釘或粗線隔棱，間飾乳釘、禾苗、三角形隔棱，花蕊為單數花蕊，呈梅花狀分布，團案層次豐富，富有寶相氣。

武周時期宗教興盛

　　武則天出于興周代唐的政治需要，整個社會信佛之風日熾，和佛教緊密聯系的蓮花自然成了新寵，尤其在佛教用品上應用較多，慶山寺地宮內石門，守護釋迦如來佛骨舍利的第一道屏障，在青石質地的楣門上線刻團花，正中線刻仰覆蓮花座，傳說佛陀即誕生在蓮花之上，門楣正中的男童腳踩蓮花，便是釋迦降生后七步蓮花的形象。

　　《傳燈錄》：王于剛一降生，就會說話，無人攙扶便能行走，身光，目視方，是行走七步、步步生蓮花。又說：“釋迎佛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天止天下，唯吾獨尊。”

　　蓮花圣潔、被視為佛教圣花，代表著凈土，佛滅度后，需香花供養，《南史·齊武帝諸子傳》記載：“有獻蓮華(花)供佛者，眾僧以銅罌(缶)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觀無量壽經》：“行者命欲終時，阿彌陀佛與諸眷持金蓮花，化作五百化佛來迎此人。”

　　慶山寺釋迦如來舍利寶帳座前兩角插兩件銅莖金蓮花，其以金箔做成，花徑9厘米，蕊芯鈿綠寶石，蕊周鈿珍珠，花蕾含苞待放，制作精巧惟妙惟肖。

　　佛教在武周時期興盛，而女權也在此期間得到了崛起。石門門框線刻的鳳在上、龍居下，便是這一時期的政治縮影，這種時代特征也在其他出土文物上有所體現，如地宮內出土的鳳首人面銅壺，富含波斯元素，學界認為是中亞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融合交流的見證。但對于壺腹六個高浮雕人頭面卻爭議較大，若從當時的時代特性分析，或許北京大學林梅村老師的推斷更有說服力，銅壺腹部六頭神像為印度教戰神塞犍陀，而塞犍陀是雪山女神帕爾瓦蒂和印度教主神濕婆之子，塞犍陀誕生后由六位乳母養育，所以長有六個頭，也稱“六面天”。女性力量的含義再配上鳳首龍柄、壺口蓮花狀的形制，這也許能證實為何一尊有使用痕跡的銅壺能進入到如此高規格的墓葬中了。

天寶崇道皇家御用

　　隨著唐玄宗繼位，為了鞏固李唐王朝的統治，消除武周時期政治影響，玄宗于開元十三年親率文武百官、外國使節，封禪泰山，向天下表明他的中興之政，唐朝由此邁入文化繁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世時代。

　　唐玄宗對蓮花也是情有獨鐘，據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解語花》記載：“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開元十一年玄宗在溫泉宮修建蓮花湯，建筑中多用蓮花紋飾的蓮花柱礎、蓮花瓦當以及帶有龍飾的三彩龍頭套獸，而龍是天子的象征，湯池在當時名為“御湯九龍殿”，為皇帝御用，《長安志圖·唐驪山宮圖》引游師雄題跋曰：“天寶六載……因改宮為華清宮，明皇歲幸焉。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蓮花湯分上下兩層臺式。上層呈蓮花形，因蓮花既能養育成龍，又可使人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羽化成仙，《史記》曰：“龜千歲游于蓮葉之上焉。”《諸草木方》曰：“……九月九日采蓮實九分，陰乾下簇，服方寸匕，令人不老。”工匠用六組拱券石砌筑四壁，輪廓為近于橫長的橢圓形，邊緣呈四瓣蓮花狀，下層呈八邊形，形式源于道教文化中的八極。

　　在動則依禮，事必有法的唐代，御用之物的建造一定是迎合主流意識形態，正因唐玄宗篤信道教，所以蓮花湯建造時融入了道教元素，畢竟連貢舉考試玄宗都要求必須增加《老子》考題，自然會將御用物上的蓮花紋飾賦予道教的屬性。

　　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山西常陽天尊石造像，頭戴蓮花冠，寶座四周線刻蓮花、忍冬和仙鶴等，底座側面線刻弟子道士像七幅，七人均站在蓮花寶座上，其中有三幅人物頭上戴蓮花形冠，一人手持蓮花。

　　唐華清宮老君殿供奉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雕刻的道教始祖漢白玉老君像，寶座就是變形覆瓣蓮花紋。作為道教圣地的老君殿，也是我國目前發掘出土唯一的最為完整、等級最高的唐代皇家內道場。其山門由前后蓮花斜坡踏道、門庭、臺基組成，主殿有5個用蓮花紋方磚砌成的斜坡踏道，東、西、北三面各一，南面有二，供祭奠者上下出入，同時出土的建筑材料上也帶有大量的蓮花紋飾。

蓮花紋應用的廣泛化

　　盡管唐代對蓮花紋鐘愛有加，但蓮花紋并非起源于唐代。依據考古資料，我國最早的蓮花紋出現在西周晚期的青銅器“梁其壺”上，壺蓋四周的蓮瓣紋飾簡單抽象。

　　自漢明帝永平年間佛教傳入，至魏晉南北朝佛教興盛，傳統蓮花紋不斷變化發展，吸收印度佛教蓮紋特點后產生新的紋樣，形成繁雜飽滿的風格，大量應用于佛教藝術。

　　到唐代，由于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文化藝術領域表現得更加多元化，蓮花紋也在唐代進入了發展的全盛時期，造型上開始摒棄對自然紋樣的再現，展現出高度概括化、圖案化、裝飾化的傾向，表現的大氣雍容，花瓣舒展，顏色明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動感。

　　在應用上也更加廣泛，通過繪、刻、印、堆貼、鑲嵌等各種技法，使用在絲帛、陶瓷、金銀器、石刻、壁畫等眾多生活器物之上，也逐漸從寓意宗教、皇權，向民間世俗化發展，這從后續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像臨潼博物館館藏的三彩三足盤(唐)、彩繪陶瓶(唐)、豆青釉刻花小瓷碗(宋)、青花鴛鴦戲蓮玉壺春瓶(青)，還有華清宮遺址出土的舞姬須彌座(唐)、豹斑玉盒(唐)、青釉水波游魚蓮花紋瓷碗(金)。隨著蓮花紋樣與我國傳統文化藝術的融合發展，蓮花紋樣融合了更深層次的民族品格的集體意識與東方美學的視覺感受，展現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情懷。

　　歷史浩渺，從微小的蓮花紋出發，窺探宏觀的歷史原貌。正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華清宮、慶山寺還有更多有趣的細節有待人們繼續挖掘，歷史的滾滾紅塵讓原本多彩的面容斑駁風化，但鉛華洗凈，它們兀自靜謐平和，向我們娓娓訴說千百年前的故事�！踔x湘